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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新鲜——
西祠《寂寞山庄》文帖选 【顶针篇】
目 录
在西祠发帖子时碰到莫名其妙的被删除，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怪。我没功夫去探讨那是不是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权。我也无兴趣来研究这是否反映了我们的民主太虚伪。我更不会呼吁、争论以至去抗议我面对的那些始终笑容可掬的不倒翁们。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已经习惯了。
我感兴趣的是，研究一下文章为什么会被删？删文章有什么规律？怎样修改文章可以避免被删？怎样装扮那些可能被删的文章，让它通过网管最终发出去。这就像老鼠与猫逗趣儿，就像少儿们月下黑影里玩的“官兵捉强盗”一样好玩。
我曾经写过一篇纯粹搞笑的文章——《我想开个预测未来公司》，可是临到发帖时怎么也发不出去。我猜想一定是网络词语滤波器检出什么犯忌讳的用词了。我修改了两个词之后再发，果然通过了。改的什么词呢？一个是人所共知的对人类终极社会的信仰；另一个是眼下人神共诅的邪教名称。由此我总是首先认为删帖是机器删的。由衷以为，不是幽默。
我的体会，文帖被删首先是因为文中有“犯嫌词汇”，其次才是“内容不宜”，这是在网管方面。至于各版的斑猪们都有那些爱好，就很难挂一漏万的例举了。我曾徒然无功地与某版的斑猪打过游击，后来我才发现，我的目的没达到，倒给那臭小子凭添了不少的人气。
这回的经历又告诉我，标题用语尤为惹眼，也为网审首位。所以自己“审查”首先要看标题。标题要短些，有话留着文中慢慢说。
跟帖也过滤波器？连跟帖也有被删的，这可是够奇、够滑稽的了。可这毕竟是事实。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防。我的感觉是，这种探查和删除是有时间性的。过了一定的时限，机器（或人？）就不管了。这种情况，各人试几回就找到门路了。
总的来说，本文过关会严些，而跟帖会稍松一点。所以遇到可能过不了关的帖子，不妨先把文章“引子”发出通过，待有了“户口”之后，再以跟帖方式把全文补齐。
诸如此类，其他好办法网友们一定还有不少。为了真正的网络言论自由，不妨相互交流交流。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见怪不怪，琢磨几招斗怪的法子，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乐趣。
谈谈 我的左派幼稚病
主述：
我的左派幼稚病症状按发生的时间先后叙述如下：
1、抱怨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丰功伟绩；
2、盼望自己快快长大，生怕在自己成年参加PLA之前让台湾叫别人解放了；
3、报上宣布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专门请假上街瞧瞧社会主义是个啥模样儿？结果什么也没看出来——还那样儿；
4、庆幸自己出生在祖国大陆，逃脱了蒋匪帮统治下的水深火热；
5、庆幸自己出生在社会主义中国，逃脱了全世界另外三分之二人口的悲惨命运；
6、庆幸自己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逃脱了那可怕的剥削阶级烙印；
7、大学时期学校不许谈恋爱，已经谈了的必须向组织如实汇报，自己竟然立即向团支部书记坦白了个人这一隐私；
8、对当时的校长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因为据说他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了，而且后来又抛弃了它的日本妻子在中国又找了一个老婆；
9、庆幸中国没变修，逃脱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场面；
10、主动积极参加文革。在写出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后受到革命造反派围攻的困难日子里，梦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会讲台大幕后的接见。他老人家神情严肃地握住我的手——一言不发。自我疗法：少参加那些热火朝天的应景学习，以免为别人做吹鼓手而且将来有一天还要进洗脑学习班。用自己的大脑思维。要有自信，坚信自己的第一感觉。
从60年代起，就不停的提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那时的定义是：修正主义——背叛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假马克思主义。那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苏修。防止和平演变的口号也是自那时开始叫响的。一直喊到苏联解体，就渐渐的没了音信儿，仿佛我们淡操心地喊给苏联人民听似的。
有一句俗话，叫做：响水不开，开水不响。领导人带着老百姓拼命的反修，相必那时还没变修。反啊反啊，反到后来没音信儿了。如果是反修成功了，应当有个交待呀。就这样没音没信，蔫不叽儿的收场了，叫人不免生出狐疑来：是不是反修没成，自己个儿也开始变修了呀？
此言不无道理。试想苏联解体、东欧猢散、国内风波、世界云乱，那时 "防止和平演变"的口号喊的多么及时啊。可是那一言九鼎的老人一句"不要争论"再加一次蹒跚的南行，让那些叫唤"防止和平演变"的人立马噤若寒蝉。媒体上一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喝彩声。什么春？满眼春！什么春字？就是那个"布拉格之春"的"春"字哦！想知道修正主义到哪里去了吗？下面请看录像教学片：
“想搞资本主义吗？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江山是我打下的，自然得让我来坐。以后呢？那当然是我的儿孙后代喽！要是搞起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选举、全民公决那一套，就照眼下老百姓的心计儿，我估摸着难得捞上几票。那就没我的事啦？政权这事儿不是闹着玩儿的，可不能便宜了外姓旁人。社会主义的红旗我是一扛到底啦。路线问题上一点儿含糊不得。 “想真干社会主义吗？那也是万万做不得的。不要那么傻，社会主义做场面喊喊可以，哪能干真格儿的？要真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民公仆，我坐这个江山图的个啥？要真来个严纪查处，那我老婆、儿子、孙儿，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那一摊子怎么收拾？我在台面上怎么干得下去？社会主义那是领着老百姓一起喊的，谁还真干？“那么真干什么？悄悄的，我告诉你吧--修正主义。就是公开的叫干社会主义，在底下干我自己的资本主义，这是我自己的定义。为什么这样？这样好啊。你看我喊叫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防护。别人抓不到我的把柄，真把我搞急了我就扣你个"反社会主义"帽子，叫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在底下搞资本主义，发了我一家以及亲朋好友。这下子我对儿孙后代也有个交待。况且，我社会主义的大旗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在握，非如此不能确保我儿孙后代高位永驻呀！”
好了，录像看完了。请诸位严守纪律，不得外传。
一、上帝的两难
异教徒为了证明上帝并非是万能的,给上帝出了一个难题:让上帝造出一个石头。条件是这个石头，上帝自己举不动它。如果上帝造出来这样的石头，但是却举不动它，说明上帝不是万能的；如果上帝造不出这样的石头，还是说明上帝不是万能的。于是——上帝陷入了两难。
二、农夫的两难
周恩来有诗曰：作天难作二月天，
桑要暖，麦要寒。
种田的哥哥盼天雨，
养蚕的妹妹盼晴天。
陆放翁亦有诗云：
稻陂方渴雨，蚕箔却忧寒。
更有难知处，朱门惜牡丹！（早春得雨 其二）
早春二月，为了生计，桑要暖，麦要寒。农夫陷入了两难。（至于朱门牡丹，咱无产阶级可管不了那么多啦！）
三、为政者的两难
现代民谣唱道：不反腐败要亡国，反了腐败要亡党。
尽管有点耸人听闻的味道，但警醒世人以及为政者的用意是好的。果若是，则为政者陷入了空前绝后的两难。
(2002.03.25)返回目录 网友评论
雨花石主
比喻母亲的优劣文学作品与文艺作品中经常有拿母亲来做比喻的。母亲，神圣而伟大，慈爱而亲切。母亲给了我们骨肉之身，给了我们鲜活的生命。母亲用乳汁哺育了我们，用她那宽厚仁爱之心点亮我们幼小心灵的火苗；用她那坚贞不屈的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呵护我们成长。
大地。把大地比作母亲，可以这样来理解：山川林木附着于大地，矿产宝藏深埋在大地，粮食果品源出于大地，万物生灵孕育于大地。将大地比作万物生灵的母亲，应当说是一种比较贴切的比喻。
人民（老百姓）。把人民（老百姓）比作母亲，可否这样来理解：人民（老百姓）是构成社会大众的主体，是她孕育的万千儿女没日没夜勤奋苦斗在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撑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大厦；人民（老百姓）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她提供了我们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哺育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人民（老百姓）是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她的呼唤就是命令，她的决策才是圣旨。应当由她一言九鼎，一如太古洪荒时的母系。把人民（老百姓）比作母亲，是一种未忘养育之恩而又蕴含深情期待的比喻。
此外，可以确切地比作母亲的，不多了。因为比喻意在以喻言事以喻言理。而且比喻贵在贴切。如若比喻不当，既无可比，寓意何存？
譬如某人有恩于你。你可以称他为恩人、救星。如有大恩于你的阶层，你们甚至可以对他顶礼膜拜，只要愿意奉之为大救星、救世主亦无不可。如有人不但救你于水火，而且指引你走上人生的康庄之路。你可将之比喻为救世的慈航、行船的灯塔均无不可。但这类事例，如以母亲来作比喻，似觉不妥。因为救命之恩毕竟不同于养育之恩，引路之情亦有异于哺育之亲啊。
人之比喻如此，那社会团体、组织之比喻则差去更远了。在广播、电视、文艺、歌曲里时常见到把什么社会团体、组织比作母亲，来借此说明道理、抒发感情的。这类比喻我把它一概归入拙劣的比喻一类。
一切社团组织只有吸收成员的手续，无有自身繁衍的功能，何来孕育？
一切社团组织只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它没有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能力，也没有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实践，更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点滴贡献。既如此何来乳水以供哺育？
作为比喻母亲特征的“养育”和“哺育”均不具备，谈何比喻为母亲？更有在将社团组织比作母亲之同时，用语贬低我们生身的母亲。每念及此，总觉此类比喻不仅是等而下之，而简直近乎是亵渎人伦了。
政党是阶级社会中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政党的头儿，其称呼有元首、党魁、委员长的，也有称总裁、主席、总书记的。这里，我们姑且笼而统之把它称为领导人吧。政党领导人的替换更迭是极普遍自然的事，通常论届，或者称为前任、后任。古今中外鲜有用“代”来论不同任期的领导人的。如今以“代”来作为政党领导人的上下接续、前后更迭之称谓偶见报端，以我之见实为不妥。所以言不妥，缘由有如下四，诸君听我慢慢道来。
欲说之时，我有一难，乃是举例的人名儿。如用名太实，虽为杜撰仍恐有对号入座者告在下个侵犯姓名权。到那时鄙人虽有苦难言，也不得不承认有罪。好在网络虚幻，我何不用几个既费字儿又拗口的ID来代替呢。如是,我可无忧。
政党论代弊端之一为——割断历史。例如称既卖矛又卖盾的那位长者为第一代领导人；称在南海边画圆圈的老人为第二代领导人；称唱俄罗斯民歌的年轻人为第三代领导人。由是观之，除此三人之外统统不见了。政党的领导人，历届历任林林总总。只言其三不及其余，实在是割断历史、贻害后人。
政党论代弊端之二为——制造麻烦。你把从古到今的众多领导人分为三代，举出三位代表人。好了，那么分列其间的其他领导人，你给我排排座次，各属于哪一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你不是在党内、党外制造混乱吗？如此论代，你那个政党的党史该怎么写？
政党论代弊端之三为——自毁形象。我们经常谈到的朝代，江山易姓为之朝；子承父业谓之代。我们的历史书上上常讲，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往往把历代农民起义当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报上书上老是在讲，某政党仅代表全民老百姓、自己不谋私利。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党之私也。既号称代表全民老百姓，怎可以效仿历代封建王朝，明目张胆以代代相传相称呢。如是为之，无疑于自比封建王朝，所以谓之自毁形象。
政党论代弊端之四为——授人以柄。遥想当年60年代狠批苏修老赫之时，有人曾把老赫对小党颐指气使的蛮横态度称之为“老子党”作风。如今眼下，竟也有人以代论党。不是正好叫敌对党抓住话把儿，称你党内封建家长作风盛行；也正好叫反对派抓住话把儿，说你为政施行封建独裁？似此授人以柄，实乃君子所不为也。
观如上所列以代论党之弊端，道理浅显、明眼可见。恳请在位诸君勿再亦云跟风，以免谬种流传。还劝始作俑者，及早改弦更张、切勿再为，毋令使亲者所痛而为仇者所快也。
在锐思读过几篇关于论及我国农民起义的文章，有不少启发，同时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里我也不揣冒昧地谈一谈个人的一点肤浅认识。
首先，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什么样的暴动可以称为农民起义？是必须由农民出身的首领领导的？还是必须唯一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我以为都不是。
在封建社会里，占有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但是代表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却是农民阶级。判断封建王朝施政的得失功过，主要应看是否有利于发展和推动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否有利于保护和发展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农民阶级的生存发展和休养生息。所谓仁君、明君就是做了以上正面的工作；而所谓庸君、昏君和暴君则无非是做了和以上要求相反的工作。任何社会的所有时期都可能发生或大或小的暴力事件。在封建社会里可以称得上农民起义的暴动，它必须首先是为了农民阶级的生存利益，为了冲破当时对发展封建生产力的束缚与桎梏；它必须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旧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它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以上的起义目的和政治纲领。如果做到了这些，即使首领本人不是农民出生，也可以称其为农民起义。相反地，那些声称唯一代表农民利益的暴动，只要它无视当时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利益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那它就不能称其为农民起义，而只能归入实际的匪寇一类之中了。
其次，怎样判断农民起义的成功和失败？
在我国有关封建社会的历史教科书中，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失败了的。不是被封建王朝血腥镇压而失败，就是被封建地主阶级篡夺政权而失败。理由是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其实这是一个几乎不能自圆其说的错误结论。试想，既是封建社会，就还没有诞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在一个不可能的时空里把一个不可出现的条件列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原因这不是和犯“关公战秦琼”的错误一样滑稽可笑吗？再说，假定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起义成功了。那人们要问：这种起义还能成其为农民起义吗？建立的新政权可以叫做农民政权吗？如果可以，请问无产阶级政党是干什么吃的？如果不可以，那你就根本不是在讨论农民起义范畴里的问题了。现在还回到怎样判断农民起义的成功和失败的问题上来。
既然我们已经弄清了什么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明确了农民起义的目的和政治纲领。那么判断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只要去检验它的目的是否达到，它的纲领是否实现就可以得出答案了。根据这个标准，凡是摧垮了当时腐朽的封建政权、建立了有利发展当时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新政权；凡是发展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繁荣了社会经济；凡是有效地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农民阶级的休养生息，就可以称为成功了的农民起义。如我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起义后建立汉政权的刘邦和元末农民起义胜利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他们都是直接的起义成功的例子。还有的为地主贵族的义军收编的农民起义军，只要做到了以上几点，也可以称为间接成功的农民起义。只要没有被原来的封建王朝打垮镇压掉或者向旧的封建王朝投降，这样的农民起义都可以广义地认为是成功的。只有因受到旧封建王朝的血腥镇压而消灭或者向旧的封建王朝投降而消亡才可以称为农民起义的失败。而且，即使是那些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它或者促使原来封建王朝内的明智派提出改弦更张的进步措施，减弱了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或多或少的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多少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它或者极大的削弱了原封建王朝的统治实力，为其后新政权的取而代之埋下伏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失败了的农民起义仍然为封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后谈谈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总是把农民起义当作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动力。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唯一动力观点的翻版。事实上，既然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完全抹煞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是幼稚可笑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愚蠢行为。
社会的发展是所有阶级和阶层合力作用的结果。判断进步、落后和反动，就是从全社会的综合利益的角度，视其所起的作用是促进，是延缓还是破坏而定。农民起义固然是使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冲破了旧的封建王朝的约束和桎梏，使其在以后的历史阶段可以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战争毕竟造成社会的巨大动乱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换言之，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以付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千百万平民的牺牲为代价的。
地主阶级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知识阶层之中则不乏远见明智之士，由他们影响上层统治者制定出有利于发展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方针政策，这应当视为封建社会取得发展前进的主流。从总的社会效益来看，这也是最经济的，最快见效的。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它把持着国家政权，它占有着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由它调节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它自然要对这个社会的总的状态及其发展变化投以自己的关注。为着自身的利益它要发展社会经济。为着长远的发展社会经济，它要关注社会生产力主体——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他希望农民得到良好的休养生息。为了它本阶级的利益也好，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好，它都得这样去做。这就是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样做是完全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我们不妨称这种方式为封建社会的协调发展模式。
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剥削、疯狂的压榨肯定是有的，这种情况的加剧往往伴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这时良性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张和方略不能上达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地主阶级残酷剥削本性的膨胀欲压倒了对社会总体利益的关注。这时的封建社会进入了恶性发展模式。只有到了这样的的时刻农民起义才不可避免地应全社会利益的需要去充当新封建王朝的催产妇和接生婆的角色。
美国建国不过也才二百余年,现在堪称物质财富世界头名。而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自夏朝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千余年，为什么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反而远远落后于美国？这应当说是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问题。
讨论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开门见山就评价美国的方方面面如何优越先进。因为这样极易引来“资本主义美国的东西绝然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的指责。弄不好还许会落个崇洋媚外的骂名。我不能做这等蠢事。我准备从分析我们中国自己的不足以及存在的弊端着手，来找一找其中的原因。算是躬谦自省、自我批评还不行？
中国历来自称大国，其实这“大国”就是遭穷的第一原因。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这样讲，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这是他的历史功绩。自汉朝往后，凡是以武力征服外族外邦的，一概褒诩为开拓疆土。国家是越大越好，子民是越多越好。然而大则大矣，到头来坐在权力巅峰的那个皇帝他管得过来吗？遇到个把圣明之君就算国家有幸子民有幸，也还将就得过。但是众君之中，圣明之君不及百分之五。余之七成皆为庸君，当其在位国家子民始受苦痛。轮到再余之二成五的昏君、暴君在位，那就国家遭殃、生灵涂炭了。自古以来的皇帝如同现今中国的股市一样，牛少熊多。如是观之，好日子无多，苦日子不少。国家也好，百姓也好，焉能不穷？国家越大，遭殃的面积越大。子民越多，受穷的冤大头越多。此所以称大国为遭穷之第一原因也。
自秦始皇至今的历朝历代，中国的政权就没有脱出过集权这个影子。就说是自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建立的工农政权也好，人民共和国也好，那宪法里也还明明白白的写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专政就是集权。如果说大国是遭穷的硬件原因的话，那集权恐怕就可以说是遭穷的软件原因了。集权之弊端首在政出宫帏，不能集思广益广揽才智；集权之弊端亦在易于排斥异己，使有志之士、有益之言不能上达圣听；集权之弊端还在不能自我监督，为一己之私粉饰太平、藏污纳垢、直至病入膏肓；集权之弊端最终在于顽固不化、拒绝进步，当其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时，就会露出守旧的本性，拒绝革新、镇压革命。
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政治制度，上层不能合力，百姓不愿齐心，如何能高效率高速度的建设这个国家呢？别人家一门心思往前奔，咱们家终日里窝里斗，那要是不穷才怪呢？此所以称“集权”为遭穷之第二原因也。
从汉朝武帝刘彻开始，中国的历朝历代政权不光靠集权来治国，还拿来了孔孟的儒学用于治民，实际上是治心。集权和儒学是中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们治国尚方宝剑的两面锋刃。说“几乎”，是指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前后，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都在造反，都一齐去砸烂孔家店，孔老夫子的儒学曾经一度灰溜溜的。可是革命成功了，自己上台了，需要治国治民了，又都一齐想到了孔老夫子的儒学。于是乎不管是民国还是人民共和国，都又把孔老夫子扶起来，揩干净了脸蛋，顶礼膜拜重又开光。
集权统治下的子民是没有人权的。汉字中的“民”字，据文字的考证是象形文字中的一个戴刑具的奴隶。它不能称其为人，自然不具有人权和人格。儒学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彻底脱掉了孔孟儒学初创时的自然生机，完全异化为集权统治者们对治理下的子民施行思想奴役的工具。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教化格言，不仅在封建时代扼杀了人们的合理天性造出许多人格畸形的样板，即使是今天在不少场合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也还成为着衡量人们品行的标尺。
统治者不把治下的百姓当人看，希望掐灭他们作为人的天性，把他们当作完全的奴隶，要求他们做到的就是绝对服从。请问处于社会生产劳动第一线的基层百姓，他们的思想在如此的桎梏禁锢下，还谈什么劳动的积极性，还会有什么主动的创造性？一个需要全体成员通力协作的社会，离开了劳动者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能动的创造性，怎么可能大量的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更多的积累社会财富呢？此所以称压抑人性（简称“抑人”）为遭穷之第三原因也。
中国这个大国自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始，到汉、唐的开拓疆土、元朝的版图抵达欧洲、满清的入关南下、民国的武昌起义、直至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无一不是仰仗武力。所以集权的统治者们总是把崇武当成自己的看家法宝。在处理友邻纠纷时，历史上也总是重杀伐轻和亲。把主战派当作英雄，把主和派当成奸臣。武力和战争成了崇武的集权统治者们战胜对手的法宝和取得成功的捷径。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每当得胜的统治者们焚香沐浴、弹冠相庆之时，另一边的景象却是：兵士流血漂橹，百姓饿殍遍野，社会生民凋敝，经济百废待兴。阿房宫三百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抛开具体的战争爆发原因不说，在我国的中原大地上、长城内外边、南疆北国里、甚至京城宫帏内，就这样杀过来杀过去、烧过来烧过去，死的还不都是中国人？毁的还不都是中国城？有哪一个社会、有多少财富，经得起关云长的大刀这样砍来杀去？如此战争频发的社会，怎么可能有较多的社会财富积累？此所以称“崇武”为遭穷的第四原因也。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孔孟儒学的推崇还产生了严重的轻视科学技术和商品交换的不良倾向。历史上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科学技术与商品交换是排在后面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指的是儒学，而科学研究、测算、绘图，则视为雕虫小技。至于为商，则更被封建上层社会视为逐利小人。直到明朝这种恶风陋习才有所淡化。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清末李鸿章、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时期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乃至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都是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为了冲击和洗刷历史滞留的轻视科学技术与商品交换的恶风陋习而做出的壮举。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见改革壮举之成效尚需时日。
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商品交换则是调节社会需求、高效率调动和自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的必要手段。视人类社会的这些客观发展规律为无物，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社会闭锁、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此所以称轻视科学技术与商品交换（简称“轻工”）为遭穷的第五原因也。
我要论及的所谓遭穷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重名份而轻实践。古人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不管做什么事，我们总是习惯于先要弄请一个什么名份，然后再去做，仿佛这样去做很心安理得。如果没有这个名份，最好先不忙去做。要是大家在确定名份上有意见分歧，那肯定先要来统一思想。等到思想统一了再去做时，可能时机早已错过了，如俗话说的“水过三秋”、“蔫了黄花菜”。就拿我国眼下的改革开放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领导阶层里不是还有一场市场经济究竟姓“社”还是性“资”的争论吗？其实世间万事迈脚为先。事情不做怎么能清楚其中的道理呢。可以这样说，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实验科学。假说在前，首先实践也即试验，经过若干失败取得成功，其间不断修正假说，直到最后证明为成立而且再经无数次验证也成立才可以称为相对真理——定理。重名份的代价往往是无尽的等待，而重实践的结果则是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取得成功。由此可见重名分轻实践已经成为我们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繁荣在思想方法转变进程中的一个“瓶颈”了。此所以称重名分轻实践为遭穷的第六原因也。
综上所述，中国眼下遭穷，美国当前显富，原因有六。乃是：
一、中国“大国”一统，美国“小国”分治；
二、中国“集权”不放，美国“民主”共享；
三、中国“抑人”不忘，美国人性解放；
四、中国“崇武”承袭，美国本土两战；
五、中国“轻工”传统，美国广纳贤才；
六、国人看重名份，美人看重务实。我们若不能痛下决心革除弊端，则所谓改革开放无异只是为当权阶层的固权和捞钱网开一面。改革之于社会大众，不过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有而甚之，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为我一向所痛恶之民谣言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然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见到的。
我所满心冀望者，是当局者一扫恶风陋习，忍痛革除弊端，真正做到（而不是只是说到）三个代表，真正解放人民大众。全社会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富足、强大的全新家园。
我期待着有一天中国驻美使、领馆的门前，美国同胞们也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着领取加入中国国籍的绿卡签证。让我们的官员和蔼的对他们说：“别着急，配额虽然有限，但只要耐心总还是等得到的。”
另附文一： 为什么说“大国”是遭穷的第一原因？美国建国不过也才二百余年,现在堪称物质财富世界头名。而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自夏朝算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四千余年，为什么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的物质财富积累反而远远落后于美国？这应当说是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问题。
在《中美物质财富之比较》一文中，关于中国遭穷的原因我列举了诸如“大国”、“集权”、“抑人”、“崇武”、“轻工”和“重名”等六个方面的原因。自本文起，笔者准备将以上六点逐一论证，愿以详尽的语言叙述原文的本意。也可进而听取各方朋友的批评意见。
先说中国遭穷原因之一的“大国”。中国今日仍处于穷国之列，宏观而论乃是由历史所造成。人们不会把这个遭穷的结果全都归咎于当今的政府。文章开头所说的穷富，是指国家之间的物质财富的结累之比较。如果用富裕程度来考虑微观的社会经济和大众生活，则情况应该大体相同。
现在我们试用一国的平均富裕程度来评价该国的穷富。
第一步，用穷举法得到论证的前提。如果对中国版图借用“一国两制”的政治术语，则“一国”为我们常说的“内地”，而“两制”即是港、澳、台了。这大小四个板块，合成了所有中国人都承认的完整的一个国家——中国。人所共知，就现状而言一大块的内地其富裕程度是不及三小块的港、澳、台的。也就是说，起码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一国”比“两制”要穷。请注意，恰恰这一大块内地是“一国”政权的主体。它是最后一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成果。这里我借用前文中的一句话。对中国所有的当政者来说，“国家是越大越好，子民是越多越好”。即使对以砸烂旧社会为己任的革命党人来说，恐怕也没有摆脱这一嗜好。在中国，革命成功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解放土地的面积大小和它所解放民众人数的多寡。
现在第二步，我们假定港、澳、台是革命的发祥地，革命由这里去解放全中国。好，那就全国山河一片红了。那就全是“一国”了，没有“两制”了。前后两种状态，国家总面积总人口均没变。只是原来的富“两制”的三小块，也变成了穷“一国”的“解放区”了。
有些话虽然不好听，但道理叫你不得不承认。再用前文的一句话，可完成本文逻辑论式的第三步。“自古以来的皇帝如同现今中国的股市一样，牛少熊多。如是观之，好日子无多，苦日子不少。国家也好，百姓也好，焉能不穷？国家越大，遭殃的面积越大。子民越多，受穷的冤大头越多。”
这就是对“大国”为遭穷之第一原因的论证说明。
另附文二： 为什么说“集权”是遭穷的第二原因？在《中美物质财富之比较》一文中，关于中国遭穷的原因我列举了诸如“大国”、“集权”、“抑人”、“崇武”、“轻工”和“重名”等六个方面的原因。在本文中笔者准备对“集权”为什么是中国遭穷原因之二加以论证。愿以浅显语言叙述立论的本意，同时也可进而听取各方朋友的批评意见。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我所讲到的穷乃是一个历史积累的状态；我所探讨的也正是造成这种积累状态的原因。
集权制度本身并不就简单的意味着低效率，一朝一代的集权也未必就是产生贫穷的根本原因。集权造就的高效率，无论纳粹第三帝国所创造的至今无人能比的绝对高效率，还是早期苏联以及新中国所创造的相对高效率都是明证。但是这种高效率并不能导致最终的财富积累，反而加重了领导集团的自我迷信同时加深了大众的奴性与盲从，为集权领牧着子民昂首阔步走入历史的死胡同埋下伏笔（如纳粹的屠犹和中国内地的文革）。在这个历史的死胡同时期，全社会的财富遭到了空前的消耗、破坏与毁灭。其后果自然还是我所论及的穷。
为近代史与当代文明社会早已证明为人类精神文明共同财富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权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我所列为遭穷原因之二的“集权”，主要是指一贯到底的集权、固守陋习的集权、分饰太平的集权和气数当尽仍不肯寿终正寝的集权。
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民主浪潮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的高潮汛期，集权对民主的每一次拒绝，都是对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扼杀。中国的近代史上这样的与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大规模积累社会财富的机遇擦肩而过的历史关口至少有四次：即1898年的戊戌维新；1927年的“清党”；1949年的“开国”和1989年的“风波”。大众的社会生活不是被当政集团用做清理餐桌的抹布，就是被他们作为无数次付出高价学费而反复辛勤耕作不计收获的政治试验田。
内战结束伊始当时香港的经济甚至不如上海；五十年代末在半导体研究方面，中国与日本抽出单晶硅的时间只相差两三个月；五、六十年代中美在防空导弹技术与电子对抗方面，你追我赶尚可抗衡；……。看看这些方面令人痛心的拉开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吧。由集权体制而导致的低效率、怠工、生产力阻滞、人才压抑以及等等其他负面的影响难道不是造成这个现状的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吗？
(2002.05.29)返回目录 网友评论
另附文三： 再论中国遭穷原因之三——“抑人”在《中美物质财富之比较》一文中，关于中国遭穷的原因我列举了诸如“大国”、“集权”、“抑人”、“崇武”、“轻工”和“重名”等六个方面的原因。本文中，笔者将对原因之三“抑人”即“压抑人性”给以详尽叙述，以进一步阐明原文的本意。同时也愿意听取各方朋友的批评意见。
原文列举的6方面原因，是对一种历史状态的剖析，并非讲的是一般致穷“元素”。如“大国”包含了国土辽阔和人口众多。有人反驳说，日本弹丸小地人口多不多？日本并不穷呀。应当强调一下，我说的是中国遭穷的原因，并非一概而论的任何国家。比如我讲老王嗓子不好是由于吃辣椒呛的。别人总不好用“老李天天吃辣椒，嗓子不照样响亮得很吗”来反驳我吧？
所谓“抑人”实际就是和“天赋人权”反其道行之。
抑制人性主要表现在统治权力领主化、社会生活政治化、政治信念宗教化和行为方式刻板化。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热衷于对老百姓的绝对权力。他们的对于国家的治理时常表达为对人民的领牧。为君是上天赋予他放牧子民这群牛羊的职责。一方官吏要称作“为民父母”。对他们，子民百姓和下属只有唯唯诺诺的份。百姓、下属当中如若有人挺直了腰杆儿或者甚至昂起了头说话，那就要被视为“无君无父”、大劣不道。在皇帝、官老儿们面前，百姓和下属的职责就是绝对服从，永远是奴隶。
政治本来是社会大众的公共生活，被集权统治者们弄成宫帏化之后出现了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和公众密切相关的事本应公开透明，却由一人圈定或由少数几人商定，即所谓权之所集“一言九鼎”；另一方面实际只需在一定领导层内操作的程序，却要裹挟着尽量多的百姓摇旗呐喊以壮声势，造成公众生活的政治化。这种“领导害病群众吃药”的事，不单是强人所难，事实上往往造成小民百姓们许多无端的终生悲剧。在当权者们权利之争的硝烟散去之后，社会大舞台各个角落尚未落幕的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剧还在继续演绎着，留给人们无尽的挥之不去的苦涩。
历史常常会借着时髦的外衣重演。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形式，自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欧亚以工农政权的形式曾经风靡一时。它们不仅不由分说地把社会大众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让社会生活政治化，并且把人们本应自由选择的政治信念也宗教化为唯一的选择。任何偏离主体信念的其他意识一概归于异端邪说。这种政体下的百姓分为王化跟从的顺民和冥顽不化的刁民。无论是哪一种人，它们对于社会财富可能做出最大贡献的潜力都没有机会发挥出来。在这样的国度内，当权者苦闷的内心竟然可以天真地发出“为什么农民自己不会种地”的可悲的疑问。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造就了无数个用以由民众效仿的行为样板。其中不少在今日眼光的审视下，都打着人格畸形的烙印。大自然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是多元的。人们的行为当然应该本色地表现它的多样性。只有充分的，才有最佳的。即使仅从效率和经济的角度，也应当承认客观世界的多元性和提倡人们行为的多样化。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百姓人性的解放、大众民权的获得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太长，封建传统对国人枷锁桎梏太重。相应地，中国的人性解放、民权获得的过程可能会要漫长曲折得多。
一国之内，穷和受压迫是互为因果的；各国之间，穷是要挨打受欺负的。中国有些人物因其地位的原因，嘴边上时常挂着上面的第二句，却从来不承认第一句。他们不知道如果不解决大多数百姓的穷和受压迫状态，他们所要代表的那个先进生产力就永远是“如果”假设下的水中月与镜中花。即使从俄罗斯买再多的舰船、从法兰西买再多的“幻影”，恐怕还是逃不了当那挨打穷国的头儿的苦命。
老江
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 其实并不新鲜——
回首西藏和平解放1951年5月23日，随着《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格局下，西藏保存了奴隶制度，保留了西藏地方政权，甚至保留了藏军。在蒋介石被驱赶到台湾、中国大陆建立了工农政权之后，这才是明证言顺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政策的首次实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的政治格局，其实不过是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和弦变奏的小型翻版。两者同为共产党的政治业绩，为什么对后者要大事宣扬为“一国两制”的首次创举？笔者郑重思考之后，发现原因有二。
其一，尽管筹划和平解放西藏之中邓小平时为中共西南局主要领导，自然是工作主力，但是毕竟身处其时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之下，功劳政绩无疑应当记在毛泽东的名下。宣扬和平解放西藏为“一国两制”实施之首则与邓小平无益，不说也罢。死人让活人，历来如此。
其二，1959年3月西藏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请见1959年3月28日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平息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公报称：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纠集叛匪，于三月十九日夜间在拉萨向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武装进攻。我驻藏部队奉命讨平叛乱，已在二十二日彻底粉碎了拉萨市区的叛匪。现在，我军正继续向西藏一些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中。国务院同日发布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3·29））
如果把“西藏和平解放”与“香港回归”一同列为“一国两制”的范例，主观上会使外人看来有杀鸡吓猴威逼港人作城下之盟的嫌疑；客观上历史事件的提示也会使港人杯弓蛇影心怀疑虑而不利于香港的顺利回归。
由于这两个原因，毛泽东的“一国两制”英明决策时隔46年后被移花接木戴到邓小平的头上，为政者用心良苦与政治诚实度，虽可为世人理解，但也可见一斑了。
